一个上海“三线人”的迁徙 湃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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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模式 19岁的沈国良站在甲板上。清晨,雾气散去,“东方红”号客轮缓缓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,7天6夜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。江水拍打,船身轻轻摇晃,岸边的人群和标语渐渐清晰。隐隐传来锣鼓声。 这是1974年的初秋。 卡车已经等着了,十几个上海青年一个接一个跳上后车斗。他们的目的地,是一家上海支援建设的“三线”工厂。 从码头到工厂有六十公里山路,“解放”开了三个多小时。当拐过最后一个弯,只见厂门口乌泱泱的人群,都是来迎接他们的。沈国良有些感动,他觉得,自己来对地方了。 1964到1978年,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。按照一般的讲法,“一线”指沿海和边疆;“二线”是沿海与京广铁路之间;“三线”指长城以南 、韶关以北、京广铁路以西、乌鞘岭以东的地区。四百多万产业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解放军官兵,来到西南、西北的深山中,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项目,覆盖铁路、钢铁、煤炭、航空、船舶等产业。史称“三线工程”。 沈国良后来知道,当时厂里的生产基本瘫痪。大家闲着没事做,都跑出来看热闹。

以支援三线建设的上海人为创作主体的电影《青红》。本文图片除标注外,均为《青红》剧照。 二 沈国良是上海市门合中学的70届初中生(实际1971年毕业)。69届是一片红,毕业生统统“上山下乡”,奔赴安徽、江西、云南、黑龙江等广阔天地。到70届,形势有所不同。沈国良上头有个阿姐,在崇明的农场下乡,按照“上海——外地”,“农村——厂矿”的对应原则,沈国良的出路是“外地工矿”——先在上海新中动力机械厂(国营409厂)代训三年半,同时等待分配单位。 1975年初,通知下来,沈国良被分到了重庆市江津县的国营467厂。 沈国良在家打包行李,户口要迁到江津。厂里的书记说,这是响应国家的号召,光荣的。报纸上也在讲,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。姆妈舍不得,偷偷把户口本藏起来。沈国良翻箱倒柜找不到,忙得一头汗。阿爸坐不住了。阿爸是转业军人,十八岁当兵,二十岁出头去朝鲜,见过世面的。阿爸对姆妈说,你思想太落后了,不能抗拒国家政策嘛。姆妈背过身,哭了。 沈国良攥着户口本,在派出所门口兜圈子。马路上没几个人,也没什么车,几个小青年蹲在背风处吃香烟。姆妈抹眼泪的样子挥之不去。红图章摁下去,就不是上海人了;赖着不走,那就成了社会青年,没单位,没工作,没指望。小姨妈之前出主意,说可以去里弄加工组,跟十几个家庭妇女一起,坐在小板凳上绕线圈,一天赚几分铜钿。沈国良讲,帮帮忙好吧,我坚决不去的。眼看快到下班时间,沈国良心一横,走进派出所,一分钟不到,户口迁掉。按照规定,24小时内可以再迁回来。沈国良一夜没睡,内心作剧烈的思想斗争。等熬过这一天一夜,心情反而轻松一点。就这样吧,横竖横了。 1975年8月,第一批去江津的同学出发了。 一样是离开上海,情况跟“上山下乡”不大一样。插兄们大多在彭浦火车站上车,亲友可以送到月台,属于近距离目击。汽笛一响,车身一晃,情绪容易失控,动不动哭声震天。去江津是在十六铺码头上船,码头外站着工人造反队和“文攻武卫”的革命小将,送行人员进不了候船室,分别的时刻被提前,情绪稀释掉一点,场面也就没那么撕心裂肺。几个女同学抹了眼泪,男的基本没哭,爹妈都不在,哭给谁看。沈国良借来港务局的工作证,混进码头送同学。大喇叭播放革命歌曲,“东风吹,战鼓擂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……”。几声汽笛,轮船缓缓离去。 9月初,同学来信,说江津“气候宜人,伙食佳,干活少,风景这边独好。速来”。随信一同寄来的,有撕下的工厂宣传画——厂房气派,红旗招展,男女工人们胳膊粗壮,红光满面。沈国良坚定了决心。 10月20日,沈国良在十六铺码头上船,同行有十几个上海青年。都是四等票,二十几平米的船舱被切割成十六个铺位,没窗户,舱里闷热难当,沈国良跑去甲板吹风吃香烟。日复一日,风景流逝,过得日脚都不晓得。 后来知道,也有人硬是留在了上海。无论工厂、街道、派出所怎样鼓励、动员,甚至以粮食关系相威胁,立场坚定,就是不走。一年后“四人帮”粉碎,这些留下的青年,陆续安排进了上海的工厂。 三 江津县位于重庆西南角(现为重庆市江津区),地处四川盆地东南缘,因扼守长江要津而得名,是江城,也是山城,距离上海一千七百三十公里。 依据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原则,467厂坐落在群山间的一块坝子里。厂房用石头垒成,基本不打地基,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全是花岗岩,厂门口正对一条东方红大街。工厂始建于1966年7月,先在涪陵白马,70年代初迁至重庆江津,由上海沪东造船厂和新中动力机械厂共同承建。前几批职工全部从上海调来,“沪东”出领导,“新中”出工人。沈国良去的时候,全厂一千五百多名职工,上海人占了一千多,见面很自然的就讲上海话。食堂大师傅也从上海来,会做正宗的糖醋排骨和小笼包。后来有些四川籍转业军人进厂(重庆还不是直辖市),上海人就教他们,“阿拉就是我,侬就是你”。 每天一大早,沈国良去厂里报到,随后去赶集。厂领导都被打倒了,生产没人管。单身汉们搭伙开小灶,轮流买菜做饭。等饭菜快做好了,再去报个到。沈国良的一手好厨艺,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 地域差带来了幸福感。一斤上海市粮票,在上海的黑市价大约是两毛,找国营饮食店的朋友换成等额的全国粮票,拿到江津,可以换到八毛。上海制皂厂生产的固本牌肥皂,每条售价三毛八分,在江津可以换七斤西瓜。上海每人每月供应四两食用油,炒菜时只敢放一点点,刷刷锅底,在江津,两斤半的全国粮票能换一斤菜籽油,或者十个鸡蛋,只只可以挑拣。江津盛产柑子,逢三六九赶场,柑子码成一堆一堆,随便尝,不要钱。上海人门槛精,想吃柑子就顺手捞一个,假装尝味道。一圈兜下来,四五个柑子下肚,根本不用买。 沈国良给家里写信,阿爸姆妈,你们好。他从来没这样跟他们讲话,你们好。阿姐好吗,小姨妈好吗,我这里一切都好,报喜不报忧。结尾,照例致以革命的敬礼。他不想敬礼,他只想坐在姆妈阿爸中间,就着黄泥螺,吃一碗热腾腾的菜泡饭。此地没有菜泡饭,此地也没有豆浆糍饭糕,此地有广柑、花生、米花糖、泡菜、江津老白干,和浩荡的江风。他和所有上海籍职工一样,攒着假,眼巴巴盼着过年探亲的日子。 八十年代初,生产恢复正常。每天早上6点半,喇叭里吹起床号,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。广播声中,人们起床,刷牙,洗脸,倒痰盂,洗拖把,煮早餐,吃完早饭就去上班,宿舍离车间很近,走过去不到十分钟。 老职工宿舍。许佳 摄 休息日,男青年有时结伴去重庆市里耍,早期是扒卡车。重庆多山,卡车上坡减速,正好方便扒车。后来发展成伪造火车票。江津县有火车站,每天发几班慢车到重庆。沈国良他们弄来些原始票据,用一根针慢慢地戳,戳成机器打孔的样子。胆子大的,敢伪造回上海的车票。 那时候,重庆到上海有南北两条铁路线,南线走贵阳、怀化、娄底,北线走成都、德阳、汉中,都是五六十个小时。南线过贵州,三线厂多,上海人也多。特别是春节前,沿途好几个车站,黑压压全是人,到处讲上海话。每次火车过这些地方,沈国良都高度警惕,提前锁好车窗。没用。车窗被扁担强行撬开,接着行李塞进来,人再翻进来。老式的火车硬座,一排坐三个人,有人过来开上海话,朋友,挤一挤好吧。到后来,地上坐满人,上厕所得走个把小时,一只脚抬起来就落不下去。干脆等车到站,从窗口翻出去,男同志一边,女同志一边,集体解决。遇到小站,停靠时间短,便时常上演些铁道游击队的飞车戏码。 沈国良当了几年汽车维修工,后来坐进办公室,任经营销售科科员。出差的机会多了,哪怕去的是大连、青岛、连云港,都要想方设法绕到上海,看一眼姆妈阿爸。一听说沈国良要回上海,立马十几个人围上来,拜托带这个带那个。最受欢迎的是全国粮票,此外有白糖、卷子面、腊货、水果糖、饼干、糕点、肥皂、布料、卫生纸、各类书籍、最新款式的夹克衫,男的要一双“博步”皮鞋,女的要“蓝棠”,还有人要求带大米。车间工人属于重体力劳动者,男职工每月定量供应36斤口粮,女职工31斤,干部及脑力劳动者都是29斤,百分之六十是粗粮,个别上海人吃不惯。有一回,因为要带的东西太多,沈国良只得找老北站的朋友帮忙,提前上车放行李,足足占了一节车厢三分之一的行李架。每一样都细心地扎好,再用绳子绑在一起。沈国良一路不敢睡,时刻监视这批宝贝,靠吃香烟熬过五十多个小时。他在一个叫九龙坡的货运站提前下车——不能直接坐到重庆站,不然得补一大笔行李票——电报提前几天拍到厂里,讲清楚,哪一班车哪个车厢,几个工友早早候着。列车只停靠几分钟,沈国良拉开车窗,迅速把行李一样样丢出去,一车厢的人都来帮忙,最后,人翻下去。卡车停在铁轨旁边,工友们一拥而上,东西一样样搬到车上。沈国良手插在裤子袋袋里,有人走上前,给他点一枝香烟。一口烟雾吐出,骨头一节节松懈下来。回厂路上,沈国良坐在副驾的位子上,头一歪,睡着了。 老厂门口的东方红大街。许佳 摄 在一封家书里,沈国良告诉阿爸姆妈,最近在“谈朋友”,对方是厂里的上海人,叫张萍,并附上张萍的照片。回信里夹着大面额的全国粮票,姆妈嘱咐沈国良,要“好好待人家”,等过年回上海,能不能带到家里看看。 婚后第二年,张萍在厂部医院生下了儿子小云。厂里有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子弟小学,一条龙服务,生病了直接抱厂部医院,吃药打针不要钱。有的工人假装咳嗽,领两瓶止咳糖浆,抹在馒头片上,模仿外国人吃果酱面包。 小云一岁多时,沈国良带他回上海。沈国良认识几个列车员,经常发发香烟,人家就安排他睡空置的卧铺。那次不太巧,一晚上挪了四五次地方,小云一趟趟被弄醒,又不会说话,就捏着两只小拳头,眼睛瞪着大人,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回江津前,沈国良先去宝山路天目路转角的一爿文具店,花一角三分钱买了一张牛皮纸,晚上摊在座位底下,一家三口蜷在一起,睡了一个安稳觉。 从一年级起,沈小云放学后就自己回家,脖子上挂一只钥匙。没人觉得稀奇。三线厂的小孩几乎人人挂钥匙,父母忙着上班,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远在千里之外。从子弟小学到职工宿舍是一段几百米的上坡路,小朋友蹦蹦跳跳,胸前的钥匙也跟着跳。 四 跟知青比起来,三线职工有一种隐约的优越感——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,也不用挑大粪浇大田,再怎么讲,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。79年知青大返城,三线职工不在政策之列。有人去找厂领导,要求开证明,证明自己也是“知青”——有知识的青年。 像什么松动了,从前不敢想的,现在敢想了,从前说“扎根一辈子”,现在,有办法的人一个个回去了。虾有虾路,蟹有蟹路。高考是一条路,到处有人埋头念英语、解方程,高中数学课本成了抢手物资。结婚是一条路,找不到上海市区的对象,就找郊区的,城镇户口不行就农村户口,真结婚不行就假结婚。有对夫妇,先是假离婚,再各自找人假结婚,辛辛苦苦,搞七捻三,峰回路转,破镜重圆。为一只上海户口,闹到兄弟反目、父子成仇,都不算稀奇事。工作调动也是一条路,上海实在调不进,就想办法调苏州、南通、无锡、南京、合肥……近一点是一点。相对来讲,单身青年比较好调动。当时东海舰队有一批四川籍官兵退伍,分配到上海的钢铁厂。这帮人不太愿意去,都想回四川。厂里便运作,让这批人来467厂,钢铁厂的名额置换给厂里的单身青年。皆大欢喜。 沈国良和张萍是双职工,又有子女,调动起来难上加难。阿爸姆妈的年纪一点点上去,每次回家都像更苍老了一点。姆妈叹气,说以后我跟你爸万一有什么,也叫不到你。说着掉下泪来。那次沈国良听朋友讲,上海西边有个叫菉溪的小镇,归江苏昆山管,镇上新办了一个小汽车维修厂,缺技术人员。朋友说,要不要去看看? 沈国良从新闸路的家中出发,先坐一辆公交车到北区汽车站,换北安线到安亭,再跳上一辆发往昆山的省际客车,中途在菉溪镇下车。公路边是一片水稻田,点缀着稀疏的民房。几个农民直起腰,朝这边张望。 小汽车维修厂的厂长热情地接待了沈国良,又带他拜访了镇委书记。书记说,上海人愿意来,顶好不过。沈国良算了算路上的时间,五个钟头不到。他当场拍板,我来。 回到467厂,沈国良打调动报告。经营销售科由厂长直接分管,沈国良平时表现好,业务能力强,厂长不肯放人。沈国良托人催过几次,就是批不下来。小汽车维修厂打来电话,沈国良只好说,再等等,再等等,就快要办好了。有天早上,沈国良买菜回来,在集市口碰见了厂长。厂长手里拎一个旅行包,正在东张西望。沈国良打招呼说,厂长,出差啊。厂长说,不是,拉链坏掉了,找人来修,好像来早了一点,摊头没摆出来。沈国良说,厂长,拉链我会修的,交给我好了。厂长很高兴,说了声谢谢,把旅行包递给沈国良,自己先回去了。 沈国良找个茶摊坐下来,要了一杯老荫茶,慢慢吃。大约半小时后,修拉链的摊子摆出来了,沈国良叫人家修好,付掉五分钱。吃过午饭,沈国良跑去敲厂长家门,厂长说,啥人啊。沈国良说,是我,小沈,包修好了。厂长开门说,小沈啊,请进请进,坐一歇,吃根香烟。香烟吃到一半,沈国良说,厂长你看,我也挺不容易的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总算联系到一个单位,还希望厂里多支持。厂长说,应该的,应该支持的。沈国良说,听说是厂长你不同意?厂长跳起来,说,没有的,没有的事,啥人在瞎讲?沈国良说,劳资科的人讲的。厂长气愤地说,这是瞎讲,是在诽谤我,我现在就给劳资科打电话。厂长拿起电话说,喂,喂,是劳资科吗,我厂长啊,叫科长接电话。厂长在电话里骂人,沈国良在一旁劝,好了好了,骂就不要骂了,厂长你表个态就可以了。厂长对着话筒大声说,小沈调动的事情,我当然是同意的,人家辛辛苦苦联系好了,肯定要开绿灯的嘛。这时上工喇叭响了,沈国良摁掉烟头,起身说,我上班去了,谢谢厂长,厂长再见。沈国良直奔劳资科,要求当场办调令。厂长有言在先,劳资科不敢怠慢。不一会工夫,调令办出来了,红图章敲好,送到厂里的收发室,等挂号信寄走。当时467厂专门配一个邮递员,是江津本地人,每天开一辆三轮摩托来回县城和厂区。沈国良找到这个人,递上一包红塔山,说,麻烦跑一趟,把这封信送走。邮递员说,急啥子,等快下班再说嘛。沈国良说,事情实在紧急,要不我开卡车送你过去?邮递员说,不用不用,我跑一趟就是。三轮摩托绝尘而去。 邮递员前脚走,后脚厂长的电话打到劳资科——沈国良的调令先压下,过一阵再说。劳资科科长说,厂长,调令已经送出去了,没办法了。 有人为沈国良感到惋惜——467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,小汽车维修厂不过是镇办企业。沈国良则相信,凭自己的本事,哪里都有吃饭的地方。也有人悄悄跟他讲,小沈,你先去探探路,要是好的话,我们也来。 五 沈国良在小汽车维修厂干了不到半年,就调到菉溪镇政府下属的外贸公司,负责招商引资。书记看重他,专门陪他到镇政府的招待所,对工作人员说,以后小沈带客人来吃饭,要好好招待。末了,又加一句,小沈签字算数的。 1988年底,沈国良听到消息,几家三线厂的领导在上海开会,分别是:生产船用油泵的国营465厂,生产柴油机零件的国营466厂,以及沈国良的老东家,国营467厂。467厂在江津,465厂和466厂在重庆永川,相距不远,都是上海援建的企业。沈国良认识其中的几位,电话打过去,邀请他们来菉溪镇做客,有小汽车接送。听说菉溪不远,也因为沈国良的好人缘,领导们便来了。席间聊起刚结束的船舶行业订货会,这是由这三家重点企业牵头的全国性订货会,每年举行一次。沈国良提议,不如明年放在昆山开如何。领导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眼下老酒也喝了,大闸蟹也吃了,订货会开在哪里都是开,不如送个顺水人情。这场原定于浙江淳安的订货会,就这样被“撬”到了昆山。沈国良加入会务组,负责后勤筹备工作。 沈国良晓得,参会的这批人都是各家工厂的头头脑脑,见过世面的,不少人在八十年代就坐过飞机。沈国良想,得弄点不一样的给人家吃,老是红烧肉不行。问题是,很多食材要么没有,要么价格贵得离谱。怎样在有限的预算里让客人吃好喝好,这事伤脑筋。苦闷之际,沈国良想起从前的客户——苏北一家海洋渔业公司,请他们帮帮忙。电话打过去,苏北人很爽气,成板的冻带鱼、冻黄鱼、冻鲳鱼,要多少拉多少,全部按批发价给。沈国良有意多采购了一些,用不掉的,就跟政府招待所商量,换成水产禽蛋。菜肴一下子丰富了。 订货会顺利召开,宾主尽欢。这是在昆山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,菉溪镇记了头功。对菉溪镇来说,这件事情的意义,远不止一个东道主那么简单。 订货会像一场相亲,让小镇和三线厂深入地了解了彼此。小镇要发展,三线厂有技术;小镇要人才,三线厂的那帮上海人,正日思夜想心心念念地要回来。离上海近,是菉溪镇最大的优势。镇上拿出最大的诚意,吸引三线厂来办分厂。政策大开绿灯,最高一次性减免三十万元。此外还有隐性优惠,比方跟上头打报告说,某某厂占用耕地多少多少亩,附送鱼塘一个。实际上,鱼塘可能并不存在,面积是白送的。沈国良的老东家,国营467厂,头一个谈妥了协议。共计转让工业用地22亩,包括八百平米的三层办公楼、三个标准车间,外加附属的仓库、车库,总共八十六万元。实际支付五十六万。 还有一家三线厂,计划首批迁十户工人过来,现成的宿舍只有八间。某次饭桌上,沈国良给这家副厂长,一个戴眼镜的上海中年男人,斟了满满一杯双沟大曲。副厂长瞪大眼睛问他,老沈你做啥?人人晓得,副厂长从来滴酒不沾。沈国良给自己也斟满一杯,对副厂长说,今朝这么多人,书记也在,你喝了这杯酒,镇上给你解决住房问题。大家起哄。沈国良转头问书记,我沈国良刚才说的话,阿算数?书记说,算数的。沈国良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副厂长站起来,抓起酒杯,一口闷掉,随即脸色剧变,摇摇晃晃往外走。还没走出房间,突然跪倒在地,哇的一声吐了。第二天,镇上派来砖瓦匠泥水匠,十几天工夫,盖起两间新宿舍。 1992年9月21日,江津增压器厂(467厂)昆山分厂在菉溪镇镇北路83号挂牌成立。镇上人就叫它“江津厂”。 江津厂的落成,像打开了一扇闸门,总厂的上海籍职工纷纷打报告,要求调到分厂。不少三线企业也闻讯前来洽谈咨询。质疑的声音不是没有。总厂员工流失,生产和业务受到一定影响。市场经济下,分厂实际上成为总厂的竞争对手。有人说,这是挖三线工程墙角,薅社会主义羊毛。 事实证明,菉溪镇是有远见的。三线厂的引进,不仅大大增加了工业产值,提高了税收,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,带动镇上一批配套加工厂,同时拉动了消费。镇上最早的商品房——菉溪新村,单一个江津厂就买了40套;另一个商品房小区——育才新村,江津厂买下72套,作为宿舍分给职工。尝到甜头的菉溪镇政府,专门成立了“三线建设引进办公室”(简称“三线办”),由沈国良担任办公室主任。 整个九十年代,“三线办”共引进三家工厂、两家公司,累计调动工作五百余人。算上家属子女,八百多名“上海三线人”落户菉溪镇。 大家讲,沈国良是那个扛着闸门的人。还有人不知哪里听来的名词,开玩笑叫他“平原上的摩西”(摩西: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先知),沈国良的反应是“朋友帮帮忙”,“不要吓我”。按他的讲法,当初不过是想离爷娘近一点,再近一点。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,让自己做成了一些事情。 六 1993年8月,11岁的许佳告别了467厂子弟小学的同学们,跟着爸妈先坐火车,再换汽车,来到这个吴淞江边的小镇,搬进了育才新村的宿舍。 同行的还有两个同龄男生,也是467厂的小孩,跟许佳一起转入菉溪镇中心小学,就读五年级。小镇人搞不清知青子女和三线子弟的区别,只晓得,又一批上海小囡来了。 那两个男生是出了名的活跃分子,他们带来了最新的电影音乐杂志、最时髦的夹克和最拉风发型。他们在晚会上表演迈克尔·杰克逊的太空步,把台下的街上囡村里囡震得一愣一愣;他们玩航模,听摇滚,把《假行僧》写进情书,把《垃圾场》写进作文,让姑娘和语文老师心惊肉跳。其中的一个,对着全班人夸下海口——以后我开公司,你们都来给我打工。 也就是那个男生,跟一个隔壁班的女孩在木瓜河边搂搂抱抱,被校领导抓了现行。此举刷新了菉溪镇小学生的早恋(被抓)记录。校方震怒,威胁要开除,男生的父亲愁眉苦脸地来找沈国良。老沈跑到学校,校长卖他的面子,最后记了个警告,下不为例。 搬到菉溪镇后,沈国良隔两个礼拜往返一趟上海。姆妈很欣慰,沈国良却不满足。他要解决这最后的四十公里。正常办迁户手续,除了要满足各项政策规定,还得交一笔城市建设费、这费那费,加起来好几千块,相当于沈国良几年的工资(此处沈国良夹评:上海人花头经老透的)。沈国良回了一趟江津,找保卫科的前同事帮忙。老酒一吃,人家答应下来。保卫科联系到附近的乡村,生产队红图章敲出来,证明沈国良是插队知青。沈国良兴冲冲跑到上海的派出所,材料从窗口送进去,立马推出来,说是假的(沈国良:上海人太坏)。沈国良又找医院的朋友开证明,说自己有残疾,再拿着残疾证办退休。退休证递进窗口,照样推出来,说没用(沈国良:上海人实在太坏)。等过了几年,政策改变,说无论支、支边、知青,还是三线,只要是从上海出去的,子女都可以回上海,这才解决了沈小云的户口问题。等到沈国良从“三线办”退休(这次是真的退休),再以“投靠子女”的名义(沈国良:我投靠伊,帮帮忙好吧),把自己和爱人的户口迁回了上海。 拿到户口本的那一刻,沈国良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。他翻了翻,把本子塞进上衣内侧袋,出门骑上车,去附近的国营饮食店买一客馄饨芯。回不来,上海是心口的朱砂痣;回来了,上海是一张纸。 相比之下,儿子沈小云就不太像自己,对上海没啥感情,也理解不了那种执念。也难怪,小云出生在江津,从小就没去过几趟上海。小学二年级转学来菉溪镇,在镇上读到高中,一口昆山话倒是讲得蛮顺溜。回到家里,沈国良还得纠正他的上海话发音,免得“洋泾浜”,将来遭人笑话。 小云高考前,沈国良跟他一起填志愿,填到深更半夜,清一色上海的大学。第二天小云去学校,东北来的班主任说,上海的学校分数线高,不划算的,统统改成哈尔滨。小云回家也不响,等沈国良知道,志愿表已经收上去。沈国良气得要死。 大学毕业后,沈小云回到昆山,入职一家外资企业。有次去重庆出差,专门跑了一趟江津。老门卫记得他,放他进去转一圈,拍了好些照片回来。正值长假,厂区空荡荡,地面潮湿,像刚落过雨,石头房子外墙长满了爬山虎,子弟幼儿园已经被推平,当年上海人栽下的梧桐树都长的老高。沈国良想,儿子也是个念旧的人。 跟知青子女不同,三线子弟对上海的归属感要弱一些。江津厂的小孩后来在上海工作的并不多,他们有的出国,有的去北京,有的留在昆山,大多发展的不错,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。许佳在昆山的一家4S店工作,任销售经理。有了孩子后,她便辞职,成为一名全职妈妈。也许,那些挂着钥匙、独自回家的记忆还是影响了她的选择,潜意识里,她希望给孩子更多的陪伴。那个声称要全班人给他打工的男生,大学毕业后去了日本,当一名健身教练。 姆妈去世前,沈国良鞍前马后地照顾,夜里就和衣睡在床边。自19岁离家,头一次跟姆妈朝夕相对,是在病房。姆妈几次梦中唤他的小名,沈国良握住姆妈的手,说姆妈,我在,我在这里。姆妈慢慢睁开眼睛,哦,你回来了。 江津厂的老职工们到了退休的年龄。他们基本都在那几年进厂,又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。一些人想办法回到了上海,剩下的就待在菉溪镇上,习惯了,打麻将都是老搭子。当年厂里分配的宿舍,后来都转成私人,象征性的,每户出了六千块。也蛮好。如今交通方便,坐几站公交车到隔壁花桥镇,11号线直达徐家汇和迪士尼。镇北的夏驾桥建了一个高铁站,一天停两班高铁,到上海站16分钟。也不常去。 许佳的妈妈每年做一次泡菜,这是在江津生活了近二十年养成的习惯。白菜、青笋、萝卜、豇豆、黄瓜,乃至鸡爪、猪耳朵、牛百叶,皆可一泡。来菉溪镇后,许佳妈妈抱怨,泡菜不如从前的爽脆。她把问题归咎于水。在她看来,无论是江南的井水、雨水,还是瓶装矿泉水,终究比不过长江上游的江心水,“那水是活的”。前几年,朋友大费周章,运回满满一桶江心水。许佳妈妈如获至宝,每次做泡菜时用上一点,配上自贡的井盐,汉源的贡椒,双流的二荆条,再倒一点江津老白干,压在缸里。 兄弟们都老了。厂里有个卡车司机,生龙活虎一条大个子,去年查出胃癌晚期。肚皮划开,医生看了一眼,又给缝上了。家里人瞒着他,只说肿瘤已经切除,他自我感觉还蛮好,“吃得落睡得着”。还有一对双职工,孙子得了自闭症,老两口听说长宁区有家特教学校,便带着孙子,每天一大早赶公交去花桥,11号线调2号线,总共22站,再换公交车。孙子上课的时候,他们就坐在外面的马路牙子上,吃冷馒头,喝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凉白开。 一个偶然的机会,沈国良见到几个当年“硬留”在上海的老同学。同学告诉他,那时分配工作也像高考填志愿一样,分好几档。“本一”是仪表局、机电一局下属的单位,福利好,奖金高,比如华东开关厂、上海无线电一厂、二厂;“本二”是手工业局(上海手表一厂)、商业局(百货公司立柜台);“本三”是卫生局和环卫局,当护士,或者像老头子一样去种花种草。若干年后,三档变一档,成了事业单位,一档二档里好多人都下岗。当年最蹩脚的,是落到街道工厂,或者里弄加工组。结果人家混几年,表现好点的,或者额角头高点,就调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,成公务员了。 沈国良和爱人如今住在上海,老房子前几年拆迁,分给他一套顾村的三居室。儿子和儿媳在昆山工作,都忙。孙女之前在昆山读国际小学,今年在沈国良的建议下,转到了上海的私立,“总归要回来的”,接送孙女上学的任务落到老两口头上。沈国良戴上老花眼镜,认真研究孙女的课本。英文肯定是死蟹一只,语文也就勉强多认识几个字。沈国良叹气,年轻时没机会学文化,现在三年级的奥数题做不来。 隔几个月,他跟江津厂的几个老兄弟见面,找家重庆火锅店坐一坐,“你说怪吧,在重庆的时候从来不吃火锅”。服务员端上九宫格,热气腾腾。沈国良夹起一片毛肚,旁边的人说,毛肚七上八下,烫不过十秒,不然就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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